家庭里的佛像摆放有何讲究
信佛的人一般在家里都会摆放佛像，但对于在家里摆放佛像也是有讲究的。
正信的佛教中从不搞和迷信。佛供奉佛像是为了纪念、恭敬那些因如法修行而成为了大觉悟者、大智慧者的人。有慎终追远、见贤思齐、鞭策自己的意图。若无恭敬心，供俸佛像是没有意义的。佛像本身没有生命，仅是表法，是一种象征，只有我们的恭敬心、慈悲心及智慧心打开后，我们才同它相应。
摆放的佛像是世间“住持三宝”之一，主要是为了教育众生发起皈依“自性三宝”，进而修行解脱生死而用，是一种佛教特有的教育方法------这是佛教造像的主要作用。
佛教中关于“佛菩萨造像”摆放的仪轨，都出自佛经和古代丛林的历史传统。居士家庭中的佛菩萨像摆放，自然要和寺院摆放的一致（现在网络发达，看看各寺院专网图片或佛堂图片，也能知道佛菩萨像的位置）。一般来说，寺院对特定佛菩萨像多设置的殿堂，而家庭大多数时候做不到这一点，故应结合居士个人修学法门的实际情况来摆放，不必放得太多（因为初学佛的人对造像的含义不明白，喜欢集中放太多，反而容易使其心乱分神，影响修行。

(树脂佛像)佛像似有所本，综合创作
清末民国时，古玩商佛像（树脂佛像），专仿唐代以上到北魏的佛像，唐代以后的佛像仿造较少，但南北朝的佛像本身就不太多，古董商缺乏好的标准图样，往往就凭空捏造，不伦不类，或者是东拼西凑，移花接木，猛一看似有古意，稍加推敲便漏洞百出。
假如有一尊北魏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刻款的铜佛，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，这尊像就值得好好研究研究，因为这种衣饰的佛像在北魏早出现于孝文帝改制后的5世纪末，这在石窟考古上已有定论的，但有的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却得出此像较学术界公认的服饰出现年代提前了一百年，可旧说，可重视的结论，这就属于削足适履了。
又有一尊石雕的水月观音像，署款是“北魏的孝昌二年(526年)”，被认定是真品收入南北朝史迹的图录中，但根据石窟造像和壁画以及传世的佛像画等等一系列的证据推断，这种水月观音的造型早出现在9世纪的晚唐，不可能提前三百多年前出现。
学术上鼓励创新，勇于突破前人旧说，但怕的是替作伪者说话。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，发现问题，要穷追不舍，宁严勿宽，避免失误。
实际上这尊像从其他几方面也可判断是伪作，但是奇怪的是这尊像是宁夏西吉农村出土的，并不是现代，说不定是明代在仿制商周青铜器时也顺便仿制了些佛像（树脂佛像）吧。

元代的佛教造像有其特定仪轨，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虽然同其它时代的佛教造像，但也明显地显现着不同之处。从外表形象到内在精神状态，从面型、体型、姿态、服饰、执物，到背光、莲座乃至龛形，无一处不显露着不同的样式与特点，从而显现着自己所的风格。
明清时期，伴随着大规模石窟开凿的日渐衰败，寺庙奉的佛教造像逐渐多了起来，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更加世俗化，甚至有的完全因袭着前代的样式，或曲意求其真实。同时由于明清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，所以佛教造像在技法处理上，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，因此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虽然在面相气韵上表现不出多少特性，但以全体的比例与轮廓的构图，都能达到恰如其份，衣饰与衣纹的表现也运用了很现实的手法，成为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。
树脂佛像雕塑，佛像雕塑在中国历史古代的雕塑艺术品中占据为重要的地位。

鉴别金铜佛造像的真伪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：先是看材质。金铜佛像有青铜、黄铜、红铜和其他铜合金等，但不同时期的用铜是不一样的，元代以前的铜佛一般都用青铜，也有一些红铜制品，元代以后则出现了较多铜锌合金的黄铜及纯铜制作的所谓红铜佛像，而在青铜上鎏金的佛像一般被称为金铜佛像，黄铜佛像大多是不鎏金的；其次是看标志、坐骑、手印和坐姿。佛像制造时十分严谨，造像的标志、坐骑、手印和坐姿都是很规范的，只要多加学习，了解各个时期金铜佛像的不同特征，并细心察看和对照，就可准确地为某件藏品定名，这样不但能分清藏品是佛还是菩萨，而且还能弄清是哪尊佛像和哪尊菩萨；再次是看面相、体型和服饰。佛像的面部五官、身材比例、肌肉和衣纹特征等，不同的朝代，即使是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也是有许多变化的，比如隋唐两个相连的朝代，虽说佛像的整体风格是相近的，但面相还是略有区别的，隋代的佛和菩萨为半圆脸型，唐初起就变得稍瘦一些；是看款式。款式是指佛像本身所固有的文字资料，比如铭文和题记等，对收藏者在鉴别佛像真伪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此外，还可用嗅觉法进行鉴别。古代的金铜佛像或其他木质、陶瓷等材质的佛像，在长时期受人们供奉时被烟火所熏染过，或是长时期埋藏于地下。只要对其仔细进行嗅别，一般都可以嗅到烟火、发霉或发朽的味道，而现代仿制品则完全没有这种味道，即便是有些伪品用烟熏或埋于地下等作旧方式处理，也难免露出破绽，或烟火味过浓，或泥土芳香太浓，为行家所识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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